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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评价《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
盛世妖术与权力幻觉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一、妖术爆发
历史上的衰世各有不同，但盛世的图景却总是惊人的相似：经济大发展、人口增长迅速，商业和农业充满了活力，共同创造出一个生机勃勃又相对稳定的社会。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评判，1768年乾隆皇帝统治下的中国无疑是一个盛世，由于“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和美洲引进的如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种植，在差不多三十年前帝国人口首次在统计史上突破了1亿人大关，有学者估计在18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高度商业化的市场网络，城市通过手工场、雇工等商业组织和农村地区也紧密相连，而随着商业的发展，信息流通速度也与封闭的农村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上到全国性事件的消息见闻，下到各路小道消息，都会随着商品和商队的流动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中去。
但是，当历史学家对此种盛世的各种经济数据不厌其烦的引证以及不吝赞美之词的描述时，却往往容易忽视真正生活在那个时代人的切身感受：随着人口暴增，越是生活在高度商业化、市场化、信息流通极快的社会，越能感受到生存的压力、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以及对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恐慌。这就好比今日的北京，固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业发达，市场活跃，一座城市容纳了数千万人口，人口流动量庞大，充满了机遇，但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生活在北京却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奋斗终身也许也不过是糊口式的生存，而稍有不慎更是有可能沦落到社会底层，周边充满了流动人口其实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在1768年的春天，江南地区大部分普通百姓都生活在这种焦虑和紧张的环境当中。
正这个春天3月的时候，一个可怕的妖术传言突然不胫而走，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每个角落，并还在持续扩散——有一些游方和尚懂得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可以剪走人的发辫来做法，以窃取他们的灵魂为自己所用。他们尤其喜欢对男童下手，许多孩童率先报告父母自己被见到的和尚撒了迷药性质的粉末昏昏沉沉，继而发辫就被割走。这对于当时的普通百姓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中国传统家庭中男丁是未来的支柱和希望，对于男童的侵害本身就难以容忍，而游方和尚常常被目为乞丐同类，是不折不扣的流民，也非常值得怀疑，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载北京人之所以将乞丐称为“叫化子”就是来自于和尚的化缘。
因此1768年的3月到6月，在萧山、杭州、苏州等地很快出现了很多起当地村民怀疑附近出现的游方和尚在施展“叫魂”妖术，于是将这些游方和尚擅自捉拿起来用私刑惩罚的事件，有些游方和尚试图去县衙告状喊冤，不料却遭到了衙役的勒索，游方和尚无法支付勒索金，衙役便趁机坐实了“叫魂”的罪名将其逮捕，县令出于对衙役的信任，在审判过程中使用刑讯逼供手段将这些游方和尚屈打成招，承认自己使用了妖术，之后县令上报到浙江省主理司法的按察使那里，但是浙江省按察使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儒家士大夫，本身对“妖术”保持着审慎的怀疑，他仔细调查了事件经过发现了衙役的勒索行为，于是将游方和尚释放，同时打了衙役一顿板子。浙江省级的官员做了一个官员经常会做的事，他明显不想让这件事闹大，他既没有上报朝廷，也没有向民众公开事件的经过，因为这种妖术事件出现在自己的辖区无疑是一个污点，而且极有可能造成民众的恐慌，万一引起了群体性事件更是会对仕途不利。
但是，妖术流言的传播力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估计，1768年初秋的时候，很快在山东地区同样也有愤怒和恐惧的民众将他们怀疑的叫魂者——一些乞丐流民扭送到官府，而在山东巡抚富尼汉同样的刑讯审问下，这些乞丐流民纷纷招供自己受到了江南地区某个和尚、道士的蛊惑，要他们到山东地区来从事剪辫子“叫魂”的妖术。据他们所说，这些和尚道士颇有蛊惑人心的力量，而且行动极有组织性，他们还要将剪完的辫子带回江南地区的某个庙宇和村庄，交给这些和尚和道士。这种时候，山东巡抚富尼汉同样可以选择将这件事压下来处理，但是由于事件牵扯到江南地区，富尼汉的行动就值得考虑了，清代存在着一种“密折制度”，每一位省级官员都可以通过密折单独向乾隆皇帝报告特殊情况，如果江南地区的官员通过密折抢先报告了妖术事件，那么富尼汉压制信息的举动就可能被视为包庇这些妖术者，况且根据这些乞丐流民的供述，富尼汉极度怀疑妖党的最终目的是谋反，让这些乞丐流民来山东地区“叫魂”是为了在公众中制造混乱，于是山东巡抚富尼汉为了抢得先机，率先向乾隆皇帝报告了这些妖术事件。
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当即陷入了震怒与恐慌当中。他的震怒之处在于，这件事的策源地——江南地区竟然敢将如此重大的事件隐瞒不报，这让乾隆皇帝感觉自己对于官僚体系的控制力在削弱；而他的恐慌之处在于，妖术的表现形态——剪辫子——触碰到了满族统治者敏感的神经，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对满族统治合法性的否定，乾隆猜测这其中一定有着惊天阴谋，他统治的帝国中存在着他看不见的势力在密谋推翻他的统治。同时，乾隆皇帝对于游方和尚和道士是“妖党”、擅用妖术这件事也丝毫不怀疑，一来因为和尚和道士这种民间宗教礼仪人员其实是在和国家抢夺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解释权和使用权，国家对其素无好感，二来他们是社会流民，无家无业，本身确实也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于是，乾隆皇帝立即发下谕旨，痛斥了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一番，并责令他们立刻开始清剿“妖党”。
时任两江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彰宝极为难堪，只好按照山东巡抚富尼汉提供的那些乞丐流民的口供开始缉捕“妖党”，但是高晋和彰宝布下了天罗地网，翻遍了江南地区，也没有找到口供中提到的庙宇、村落和和尚道士，这个结果又引来了乾隆“无能”、“可恶”的痛骂。万般无奈之下，彰宝等官员选择将省内可疑的和尚全部抓起来刑讯，并将其中名字与口供中近似的人押解往京城。正在此时，山东巡抚富尼汉又刑讯出了新的线索，这些乞丐流民又招供说在河南等其他地区也有他们的“妖党”，乾隆皇帝得知后寝食难安，又命令河南也要严查妖党，但是河南省的官员查缉了数月之久也没有发现什么“妖党”，河南巡抚只好将情况如实禀报，不料却遭到乾隆的猜疑：他认为一定是河南巡抚的下属有所隐瞒，为的是逃避麻烦或者避免因为之前失察造成的惩罚。乾隆皇帝再次刻薄的训斥了河南巡抚，并责令他们继续追剿，河南巡抚最后硬生生找出了十六起“妖术事件”。之后不久，直隶地区和湖南地区也传来有人目击剪辫子“妖党”出没的消息，乾隆皇帝愈发恐慌，他又督促陕西、陕西的巡抚和湖广总督严密戒备。
全国上下，一时之间全部陷入了清剿“妖党”的歇斯底里运动之中，但是这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妖党”却奇迹般的始终没有被真正抓获。
二、真相大白
时间到了1768年的10月，但清剿“妖党”的案件却依然没有什么进展，失望的乾隆皇帝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叫魂案犯遍布全国，但是妖党却不断从一省转移到另一省。而就在此时，军机处的几位大臣加入了案件的审理，他们的发现为案件带来了转机。
10月份的时候，江苏巡抚彰宝将他抓捕的“妖党”全部解送到了京城，乾隆皇帝命令军机处主审，在军机处审判官的盘问时，这些“妖党”全部翻供，都说自己是被屈打成招，而军机处的审判官很快提审了富尼汉的人证——那些乞丐流民，让他们去辨认这些曾经“蛊惑”过他们的“妖党”，结果这些乞丐流民竟然将一些官员误认为指使的和尚道士，军机处的审判官们很快判定这就是诬陷和胡乱攀咬。于是军机处的审判官又传唤了山东当初逮捕这些乞丐流民的县令，在询问这位县令是怎样得到口供时，他们又发现这些乞丐流民之所以会承认他们剪辫子使用妖术，是因为衙役刑讯逼供，用夹棍夹碎了他们的腿骨，这些乞丐流民在剧痛之下早已经意识模糊，言语混乱，将他们一些道听途说的谣言混杂着亲身见闻说了出来。军机处官员在调查江南地区谣言产生地区最早的案卷后发现，这场蔓延全国、持续大半年的妖术事件竟然来自于这样一起事件：
乾隆三十三年初的时候（1768年），浙江德清县东边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来自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包了修复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但是当时德清县外正好有两座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却门可罗雀，慈相寺的和尚因为嫉妒和贪念，便去外面散播谣言称观音殿的和尚和修桥的石匠一起做法“叫魂”，要偷盗去观音殿礼佛者的灵魂驱使他们去修桥。这个谣言越穿越广，并被添油加醋，导致有人来求石匠吴东明做法去害仇人，吴东明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而当地官员同样为了避免事情闹大，只是杖责了一顿这个居心叵测的人，但不想却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并相信这个谣言。最终造成了全国上下人人“谈妖色变”，无端猜疑，蓄意诬陷，互相栽赃。
军机处的审判官们发现了这个荒谬而又真实的情况后，他们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向乾隆皇帝报告了此事，令人惊讶的是，知道真相后乾隆皇帝选择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宣布停止清剿：首先乾隆皇帝依然固执的声称妖术事件绝对存在，并让军机处行文各省，训斥了各省长官，认为此案蔓延甚广，在于地方官员玩忽职守，没有及时报告，对朝廷缺乏敬畏之心；然而，乾隆皇帝又语气转而温和，要求各省以地方安靖为先，对妖术保持警惕的同时不要再大张旗鼓的进行清剿运动。这份公文在强调：尽管“妖党”无一落网，但他们肯定存在，不过大家以后不用再兴师动众地抓人了。
乾隆皇帝如此处置，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乾隆皇帝在此次清剿过程中是赌上了全部皇帝的尊严和帝国的稳定，“通过他在各地呈递来的奏章以及军机大臣们起草的上谕上的朱批清楚地表现出来。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他们办案的速度和力度层层加码，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则刻薄训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弘历个人的杰作。”因此明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不过是一场冤假错案和荒唐的闹剧，但乾隆皇帝也不能轻易地下旨停止清剿。不过更为深刻的因素是，妖术事件不过是一个引子，或者说借题发挥的一个杠杆——乾隆皇帝真正要使力的地方是加强对官僚体系的控制，不管妖术事件是不是真的，乾隆皇帝都要反复强调它确实存在，因为乾隆皇帝想要真正打击的并不全是那虚无飘渺的“妖党”，而是乾隆所痛恨的“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
三、权力幻觉
“人在社会等级上存在着差距……这种距离有时意味着人们对于种种相同的符号会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尽管“妖术”让所有的人感到害怕与憎恶，但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叫魂主题被赋予不同的变调，敷衍成不同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所表达的则是某一特定群体的恐惧。”在1768年3月至10月的这场妖术事件中，其实存在三个层次的恐惧和权力运作。
第一个层次是民间的普通百姓，他们在妖术事件中虽然地位最低，却人数最多，扮演着事件基础的作用。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历代相信妖术确实存在的乡野百姓、贩夫走卒大有人在，但1768年爆发的妖术恐慌却如此有特色，不得不归因于那个时代的整体原因。正如文章一开头所说，在1768年所谓的“盛世”，普通百姓生活在因人口暴增和高度市场化带来的紧张和焦虑之中。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对于是否能通过工作和学习来改变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而且财富和权力都集中在了少数人的手中，权力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稀缺的资源，而就在这时，因为人口暴增和市场化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大量的社会底层流动人口出现，成为国家和普通百姓都恐慌的对象，以“叫魂”为名来恶意中伤这些流民成了普通人一种唾手可得的权力，大量村民对乞丐和流民的指控和私刑是国家和社会的某种共谋。统治者利用操纵了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时代中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当国家清除异己的时候，普通百姓抓住这偶然出现的机会来“攫取这种自有漂浮的社会权力。”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妖术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反映出来的是人们普遍无权无势的状态。”孔飞力在书中提供了另一个可以与之类比的例子，他说：“我还记得1982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当国家的政治运作结束之后，这些人便会如梦方醒，打回原形。
第二个层次是官僚体系。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中曾指出：“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和职业官僚，这些人从来就不相信、也不害怕所谓的“妖术”，他们对付妖术的方式还是行政命令或者官场惯例的那一套，但是真正令官僚体系感到无比恐惧的是暴民和君主的愤怒。在官僚体系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妖术”仅仅是一个“事件”，或者说一种“资源”。一方面它是官员用以向皇帝邀功、建立政绩的凭借，另一方面也是向官僚体系中其他官僚、治理辖区内的普通百姓展现权力的一个舞台。直白一点说，“妖术”对于职业官僚而言，就是可以被界定、被制造和被修改的政府公文、行政事务罢了。官僚对于“事件”的运作，目的归根结底还是要维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当乾隆皇帝也利用此次妖术“事件”开始对官僚体系展开整肃和打击时，官僚体系也会产生谨慎而广泛的抵制。比如江西巡抚吴绍诗“忙而不动”，“根本就不打算查缉这个他认为是误传的案子，他在先前奏报中提出的忧心忡忡的警告和精心布置的查缉都只是装模作样而已。”由于吴绍诗的人际关系的强大，以及本人的德高望重，因此弘历并没有对他的办事不力进行惩处。江苏巡抚吴坛则通过转移矛盾，将一个之前被禁止的教派再次查封，并弹劾一些曾经在这里任职却没有举报的官员来作为“应付来自弘历无情压力的一种适当代价。”还有湖广总督定长，他总是和其他的省级属下一起联名上书、处置案件，“像这样由多个官员同时出场审讯的例子在档案中还有很多，官员们显然是在用人数赌安全。一份由省高级官员共同上奏的联合报告，显然比由一个单独奏报更容易躲过君主盛怒的惩罚，并把因同其他人意见不一致而带来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
第三个层次便是专制君主。在1768年这场妖术事件中，乾隆皇帝无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甚至于可以说他才是幕后的黑手，但“与其说弘历利用了此次妖术事件，倒不如说是妖术事件利用了弘历”，乾隆皇帝也有着他自己的恐慌，他始终认为他统治下的帝国内部存在着或明或暗的敌人——腐败的官僚和密谋中的叛党。克罗齐耶在《官僚现象》中曾说：“掌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两套相互冲突的武器：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力。他的最好策略是找到这两种武器的最佳配合。……规则的扩展会限制他的权力，而太多的例外又会削弱他控制别人的权力。……对中央集权的抗争不是为了帮助这个制度去适应环境的挑战，而是为了捍卫和发展某种制度刚性来保护自己。”中国君主制是一种独特的制度，皇帝既受到官僚制度的制约，但也有巨大的专制权力，官僚制度的制约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制度刚性”，即君主也无法轻易改变的惯例；而君主的专制权力表现为“督责之术”，可以通过监督、人事任免等手段最大程度的控制官僚体系。通俗的说，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君主也不过是一个螺丝钉，必须遵守行政章程，但在安排何人来处理具体事务上，君主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君主在感受到官僚体系中“官官相护”“隐瞒不报”“结党营私”“沽名钓誉”等行为，影响到他施展督责之术的问题时，他就会感到自己的权力被架空和玩弄。因此，当民间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妖术事件甫一发生就引爆了乾隆皇帝的不安和恐慌，“打击妖党”为他与官僚机器算总账也提供了光明正大的机会。乾隆皇帝在1768年中歇斯底里的表现其实也暗中向所有的读史者透露：所谓的盛世，往往危机四伏。
结语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虽然是在描绘乾隆时期的一次群体性事件，但是其中针对社会群体心理、官僚体系以及君主制度的刻画和研究却具有着非常强烈的典范意义。正如文章最开始所说的：历史上的衰世各不一样，而盛世却总是惊人的相似，这是否可以联想到每一个朝代盛极而衰的背后都是如1768年这样存在着君主与官僚、官僚与民众、君主与民众、民众与民众之间紧张而焦虑的关系？更值得深思的是，孔飞力教授曾说“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
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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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评价《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
《叫魂》这本书，我也是孔教授去世后，才接触的，非常汗颜而惭愧。最近正在准备做一个读书分享，就把我认识到的几点写在这里，希望各位知友多提宝贵意见。
其实叫魂这本书，全书可归结为三个问题：
1、是什么力量让弘历将叫魂事件升级到政治运动？
2、官僚体系是怎么通过通讯体系“欺瞒”弘历的？
3、什么原因引起百姓的群体疯狂？
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着三个阶级，这三个阶级对于叫魂事件的理解和所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三个阶级中其实内部也有分化，所以可以细拆为五个小类，如下图：
说明：
弘历是唯一的统治阶级代表，他将叫魂事件升级到政治运动，为什么？股肱之臣是弘历的小圈子，大清的真正决策人。像我们熟悉的刘墉的父亲，在叫魂事件的终结中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属于敢说真话的一类人。
各地官员是清剿的主力，尴尬而不知说错，对于子虚乌有的嫌疑对象进行了几个月的抓捕。
普通百姓是叫魂的实际参与者，数量大，无知而容易被煽动，权利的觉醒和不甘心导致了一场大范围的疯狂。乞丐和和尚道士是本次事件的受害者，也是18世纪生产力快速发展和人口快速增长下的牺牲者。
以下我围绕这三个问题分别说下我的理解。（具体叫魂讲了一件什么事，前面留言的几位大牛都说的很好了，大家往上滑滑就看到了哈）
1、是什么力量让弘历将叫魂事件升级到政治运动？
弘历在叫魂发生的时候，正值壮年，从他祖父和父亲那里继承的大清产业使他牢牢的坐在最高统治者这个位置上。而有一种亦真亦幻的危机感，时时折磨着他，碰巧这时候叫魂事件爆发，使他通过这一事件，通过将叫魂事件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达到了整治官场，重新强调个人权利的目的。
弘历觉得危机的真实部分：
1、官员们从上到下的腐败和自我满足使得弘历非常不满意；
2、弘历越来越觉得自己只是大清治理中的一个齿轮而不是真正的决策者，专制权力的逐渐丧失。
虚幻的部分：
1、叫魂的主要手段是剪掉发辫，大发辫对于满族政府来说，是敏感而具有标志性的。弘历大概对于入关时的”留头不留发“还心有余悸，这次重新提起”剪辫“这两个字，让弘历隐隐的不安。
2、满族官员的汉化问题，也让弘历心生恐惧。
而这所有的问题，弘历希望通过一场政治运动进行清理和整顿，全书看下来，他的目的初步达到了，但很多细节不令他满意。
2、官僚体系是怎么通过通讯体系“欺瞒”弘历的？
首先，一个政府（弘历）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对信息流动的掌控程度，通讯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18世纪的清朝政府有两套通讯体系分别对应的日常和紧急事务
常规渠道应对日常事务：主要是大清一直以来的处理日常事务的常规行政流程。包括税收，刑事审判，人事调动等。弘历在这里面，专制权力的占比非常低。机要渠道应对紧急事务：弘历和股肱之臣，各省大员之间的个人通讯热线，直接由官员到御前，也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朱批奏折，叫魂中多采用此种沟通手段。
官僚们不约而同且非常统一的希望将抓捕，围剿事件从紧急事务拉倒日常事务中，以便躲开弘历的直接质问和批复。例如：将围剿和尚变成对和尚读碟的年度审核等。
官员们为什么从下到上都对这件事采取隐藏期满的态度，原因有三：
清政府的弹劾和保举制度--下属犯错，上级跟着受连累；“各管一摊”的官场制度；对弘历反复无常的恐惧
最后在补充一下刘墉的父亲--真正的大清内阁重臣，在这场事件中的作用，刘统勋是直接跟弘历叫停的人（当然或者说是真正给弘历台阶的人）。当时全国都在进行卖力和疯狂的抓捕，刘统勋和内阁同僚们跟弘历说各省叫魂冤屈较多，口供多为用刑所致，前后差别很大。弘历随后宣布终止这场围剿行动。
3、什么原因引起百姓的群体疯狂？
这个问题，前面刘擎教授的文章《叫魂，群体性疯狂怎样可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在说一小点我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我做了一张时间轴，请看下图：
当时世界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刚爆发完，生产力大幅提升，当时中国的环境是：
大环境稳定，江南地区整体富足。生产力的提升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大批劳动力闲置，
劳动力大面积迁徙，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增大
这三点都导致财富不均，例如原来的同乡二人，一人变成了员外爷，一人变成了流亡僧，人民心底越来越不忿，社会的戾气越来越重。中国人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观念，在这个疯狂环境下彻头彻底的展现出来了。
